全国10大股票配资平台当李建成和元吉的党羽来攻时

《旧唐书》列传第十七详细记录了唐朝开国的两位大将——李靖和李勣（原名徐世勣，字懋功），而第十八至第十九列传则涉及紧随其后的九大名将；第二十列传则重点讲述了三位文官王珪、戴胄与岑文本。与之相对，《新唐书》中的安排略有不同，李靖和李勣的列传在第十八，而尉迟敬德、秦琼等猛将则排在第十四至第十五列传之间。

如果我们将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结合起来看，并去掉隋朝的老将屈突通以及文官唐俭的干扰，可以发现开唐九大名将的排序并不一致。《旧唐书》列出的顺序是尉迟敬德、秦叔宝、程知节、段志玄、张公谨、侯君集、张亮、薛万彻、薛万钧，而《新唐书》则将其调整为尉迟敬德、张公瑾、秦琼、段志玄、刘弘基、殷开山（殷峤，虽有传言与唐玄奘的外祖父有关），程咬金、柴绍、丘行恭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新唐书》将薛万钧和薛万彻兄弟与因谋反而被杀的侯君集、张亮合并为一列，主要因为这两位兄弟在玄武门之变时站在太子李建成一方，而《旧唐书》则更多关注于他们的战功，而不论其阵营立场。尽管薛家兄弟在阵营上有所不同，但在实际战斗力和战功上，他们显然并不比张公瑾或丘行恭逊色。

在两部唐书的九大猛将中，张公瑾的排位较为尴尬，尤其是在《新唐书》中，他排在第二位，而《旧唐书》则排在第五位。事实上，张公瑾的早期经历并不以武力见长，他主要从事文职工作：“初为王世充洧州长史。武德元年，他与王世充所任命的洧州刺史崔枢联合，归顺唐国，并被授予邹州别驾，逐步晋升为右武候长史。”他的武功之路并不像隋唐演义中所描述的那样，他并不是燕王罗艺的旗牌官，也没有在江湖上闯荡。张公瑾的擅长领域更侧重于文才，而非武艺。之所以能够在玄武门之变中脱颖而出，得益于宋朝之前对尚武精神的推崇，那个时代即便不擅长刀枪剑戟，仍然会感到羞愧，无法宣称自己为孔子的弟子。

文官上战场的现象，在宋朝之前并不罕见，隋唐两代尤为如此。张公瑾在关键时刻展现出非凡的战斗力：“武德九年六月四日，公谨与长孙无忌等九位将领（后被称为‘玄武门十大将’或‘玄武门十杀手’，其余八人分别是尉迟敬德、侯君集、刘师立、公孙武达、独孤彦云、杜君绰、郑仁泰、李孟尝）埋伏在玄武门以等待变局的爆发。当李建成和元吉的党羽来攻时，公谨凭借一己之力成功关门抵挡，最终因功被晋升为左武候将军，封定远郡公，食邑为一千户。”

特别要注意的是，尽管张公瑾参与了玄武门之变并在事成后被封为郡公，但他的封赏比起秦琼和程咬金等老牌国公要低一级。根据《唐六典·卷二·尚书吏部》的记载，唐高祖武德年间的开国公，原本封赏的是食邑三千户，地位仅次于亲王。然而，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后封赏众多功臣时，食邑和爵位却出现了变化。由于李世民不想过多依赖“旧国公”，他便降低了他们的食邑，而张公瑾和尉迟敬德等新晋国公，虽然食邑不及原有的三千户，但都得到了足够的回报。

对于秦琼和程咬金来说，他们在玄武门之变中的表现显得有些令人不解：为何在那么关键的时刻，他们没有参与？无论是否另有任务，或是保持了观望的态度，他们都没有参与到对李渊子孙的屠戮中。这个决定可能正是秦琼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位列末席的原因之一。事实上，历史学者通过细读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也能发现，秦琼的战功远超尉迟敬德，且其战功显赫，远比尉迟敬德的投降历史更为引人注目。

根据尉迟敬德墓志铭的记载，尉迟敬德其实并非主动投降，而是在秦琼的攻势下被俘。1990年代出土的秦琼之子墓志铭明确记录，秦琼“从高祖神尧帝（李渊）擒尉迟敬德”。这个记载不仅在墓志铭中有详尽记载，也能在《旧唐书》和《新唐书》中找到佐证。秦琼的墓志铭所描述的战功显赫，可见其战绩在唐初众将中占有一席之地。

随着李世民继位后，他逐渐将秦琼和程咬金的食邑削减至七百户，而尉迟敬德等人的爵位则迅速上升，这一变动显然与玄武门之变密切相关。尉迟敬德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封赏，李世民甚至将其四弟家产全数赐予他，这一行为无疑让秦琼感到颇为复杂。尽管秦琼在战场上的立下赫赫战功，却未能享受到相应的荣誉和地位。

秦琼最后心力交瘁，决定长时间的休养生息。然而，史料中并没有提及他曾因李世民赐药而治愈。这一情节显然是后人根据网文或小说的想象添加的。李世民对秦琼的冷漠，以及尉迟敬德名列“九大猛将”之首的安排，都令人难以理解。这一切，或许都起源于玄武门之变后的政治博弈。

从整体来看，秦琼的战功本应获得更高的评价，无论是从实际战绩还是历史地位来看，他都应该位列尉迟敬德之前，甚至超过许多其他猛将。如此的历史排序，难免引发我们对其真实功勋的质疑与反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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